“侠”起源于先秦，以战国最为兴盛，秦汉以后逐渐衰微，但仍余风不绝。在中国古典文学中，“侠”也是经久不息的主题，更是深入人心的一类形象。在文学作品中，“任侠”特指那些凭借权威、勇力锄强扶弱、热心助人的侠士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中，记载了汉代著名的任侠郭解。郭解貌不惊人，谈吐也无过人之处，但时人无论贤与不肖，知与不知，“皆慕其声，言侠者皆引以为名。”作为一个正统意义上的贼，一个以奸犯公法者，郭解何以能获得如此声名？我们不妨从他的事迹说起。郭解的父亲“以任侠”，在孝文帝时被诛死。郭解年少时，个头不高，但身体精壮，且不喜饮酒。年纪很小就为“贼”，杀人甚众，作奸剽攻、铸钱掘冢之事，亦不可胜数。后适逢大赦，郭解之罪也未被追责。及其年长，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，折节为俭，以德报怨，经常大量的施惠于人而不求回报。尽管如此，由于他传奇的经历，仍然令人畏惧。某次，他的姐姐依仗着他的“势力”，与人饮酒，他人稍不遂其意，就强行灌酒。被灌酒的人被激怒后，愤而拔刀刺杀了他姐姐的儿子，匆忙逃走了。郭解的姐姐对他说：都还说你父亲多么厉害，没想到别人杀了我的儿子，贼人逃走都毫无办法！并将其子的尸体丢弃在路上，不下葬，以此来羞辱郭解。郭解使人探明了贼人的藏身之处，却不将其抓住。贼人知而大窘，主动来找郭解，并以实情相告。郭解说：您杀人是有道理的，我侄儿确实有错。于是释放了贼人，而归罪于其姐姐之子，并将其收而葬之。乡间人们听闻此事，纷纷赞扬郭解之义。

　　无疑，“义”是人们区分“侠”与“贼”的根本标准。尽管太史公亦曰：“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厄困。”但是，这里的“正义”显然是正统意义上的“公法”，作奸犯科、杀人越货，当然违犯“公法”，是“不轨于正义”。然而，“公法”之“义”之上，还有另一重“义”，那就是世人所理解的公道、正义。正是在此意义上，郭解放走了杀死其姐姐之子的贼人，这里的逻辑是，贼人虽然违背了“不得杀人”的公法，却是因被羞辱、逼迫愤而杀人，其行有情可原。也因此，郭解的宽容，获得了乡民的称道，即被认为是符合“义”的。

　　问题在于，在一个庸俗的社会中，“正义”是极其难得的，如何获得正义，也是普通人企望得到回答的。这时，“任侠”就提供了一种文学化的想象。然而，文学中的“任侠”随着历史变迁，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中古以前，“任侠”更多是通过其重信、重义的道德感获得“义”的声名；而明清以来，“任侠”的道德感虽然仍存在，但文学作品似乎更热衷于反映其高超的武艺，并通过“任侠”个人“盖世”的武艺实现所欲求的“正义”。这一点，在明清武侠小说尤其是现代的金庸武侠系列中，表现的更为鲜明。

　　与“任侠”类似，“青天”也是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另一类主题。中国人历来有一种“冤抑”的情感，这种“冤抑”，既来自豪强为非作歹，恃强凌弱，又缘于贪官的作奸犯科，横行不法，因此小民面对刁徒恶霸，抑或是面对掌握公权力的官员，总是容易出现种种冤屈。正因为生活中经常遭遇不平，心理上存在“冤抑”，因此，特别渴求出现一个“青天大老爷”来主持公道，惩处邪恶，获得正义。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“青天”大约是北宋的包拯了，因其刚正不阿，敢于挑战权贵，被誉为“包青天”。包拯的“青天”形象，广泛地存在于文学、戏剧作品中，深入人心。但回归历史的真实，包拯却有着不为人注意的另一面。在审判中，他惯于使用“酷刑”，几乎每一个案件都伴随着刑讯而进行，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，不止用在罪有应得的坏人身上，也用在无辜的当事人甚至证人身上。在审理一起通奸杀人案时，为了取得女犯的口供，使用了十分残忍的“箝刑”，受刑之后，女犯的手指肿得像胡萝卜一样仍拒不招供认罪，包拯仍下令衙役用箝子将其头发一根根拔起，又用盐卤朝伤口滴下去，拔完手指指甲后，转而拔脚趾甲，最后还用猪鬃刺入女犯乳头。在另外一个案件中，包拯在大堂上公然将嫌犯刑讯致死，最终还被扔出去喂狗。但是，只要包拯最终获得了“正义”，哪怕只是想象中的“正义”，人们就不会觉得残酷的刑讯有什么不妥之处。中国古代与包公齐名的“青天”，还有“狄公”——狄仁杰。但文学作品中无所不能，号称“神探”的狄仁杰，在历史真实中，不过是凭借相面、用刑、求鬼神“三大武器”，在司法中，同样充满着神秘莫测与狠毒残忍。这就是文学想象中的“青天”，通过超验的道德感，他们也许能获得“正义”，但这一过程却是不可捉摸的，甚至是极其残酷的。

　　老百姓对“青天”的呼唤，从另一面也反映出清正廉洁官员的稀缺，以及法律规范系统的全面失效。正因为现实中充斥着太多的不法官员，天理难寻，国法走样，人情淡漠，最终导致的就是司法判决的失准无据。“青天”式正义观的出现，反映出帝制时代的权力机器上寄生了一大批利欲熏心的官场蛀虫，他们对公平正义毫无敬畏心，却盘踞在高高的庙堂之上，指使着如狼似虎的衙役长随，行使所谓的“司法权”，实际却干着鱼肉百姓、搜刮民脂民膏的勾当。对小民百姓而言，通过他们获取正义无异于镜花水月，于是只能将满腔的希望寄托在文学想象中的“青天”身上。

　　然而，任侠也好，青天也罢，其背后的理路，无非是寄希望于通过有道德的“贤人”来获得正义，所不同的，只是任侠依靠武力，青天依靠权力。但二者背后的实质却是一致的，那就是贤人之治，道德之治，最终还是“人治”。然而，千百年来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，人性是极不可靠的，即便是官员、侠士，他们的人性未必就一定比普通人高尚、善良。正是缘于人性的不可靠，人性“陷溺”的一面，“法治”才成为近现代国家的关键词。不同于人治，法治依靠制度来约束人性之恶，以分权制衡来防止奸邪不义，因此成为促成正义的主渠道。

　　当下，我们当然不应忽视司法官员的道德修养，但更应以严格的程序，以权力的透明公开来促进司法公正，以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来预防不法，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有道德的“法律人”的期待中，更不能超越法治，鼓吹所谓“伸冤情”、有勇义的武侠习气或暴力行动，而需要回归到法治的理路，摒弃社会中弥漫着的所谓冤抑、悲情与戾气，以公平的司法制度，为社会提供正义的保障。

　　任侠与青天的正义观，还包含了另一重意涵，那就是高度的“实质正义”倾向，由于完全信任有道德的“强人”，相信他们的判断力，故为了达到实质正义，可以不择手段。这一思路看起来有几分道理，但与现代的法治观念完全是背道而驰的。司法只是化解纠纷、寻求正义的一种方式，它的运行必须受制于更高的法律原则，人权保障就是重要的一条。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，严格保障人权，正是体现了这样的价值指向。不仅如此，严密的司法程序本身也是“正义”的又一重保障。正当法律程序，要求一位通情达理的、不偏不倚的而且是有效率的做决定的人，或者说就是要求有一位好法官。故正当程序的本质是：案件有一位独立做决定的人来裁决，这位做决定的人与裁决结果没有任何个人利害关系，而且无论他作出何种裁决都不担心来自权势的报复。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，可以有效限制司法恣意，保障理性选择，并实现“反思性整合”。可见，现代司法的“正义”，正是在严守“正当程序”的基础上实现的，这亦是基于对人性“陷溺”的反思。

　　世易时移，该抛弃“任侠”、“青天”式的正义观了。今天我们追求正义，必须要回到法治的理路，尽管现代法治中的程序中心主义容易导致正义的形式化，因而亦需要适当地考虑实质正义的一面。但就当下中国的法制现状，首要的仍然是充分尊重正当程序，只有稳固的程序堤坝，才有可能防止权力河流的泛滥，要通过严格的程序规制，排除司法中恣意的因素，在司法运行中保障人权，通过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实现正义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政法所）